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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国学问”一个方面的“中国哲学”这一术语本身也发生了动摇。理由好像是说，“哲学”这一概念是“西方的”，它生长于西方并适合于西方，它所承负的那一大套东西都是与西方文化整体联系在一起的，让它成为代表中国一部分学问的化身，就使中国学问丧失掉了它的真实面目和独特性。在这种忧虑之下，拒绝西方观念和范式在中国运用的主张和放弃“中国哲学”这一术语的要求就被提了出来。这样的说法如何呢？按照这种逻辑，撇开自然和技术领域，仅是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几乎所有领域所使用的近代翻译过来的大量源于西方的“术语”（许多是通过日本）都得放弃，用这些术语所命名的学科和学术分类都得改弦易辙。且不说这样做的可能性如何，关键是这样做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实质性意义。张之洞很早就拒绝使用“哲学”这一术语，因为他把“哲学”只看成是“西方之学”，因此试图以“名学”或“理学”代替“哲学”；王国维从普遍的立场出发，坚持认为哲学是中国的固有之学，只是用名不同罢了。当胡适、冯友兰和张岱年等先生用“哲学”这一术语分别书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大纲》的时候，他们都认真思考了运用“哲学”概念的正当性问题，并从此出发建立起了为时代刻上了印记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按照张岱年先生的处理方式，“哲学”术语源于西方但“哲学”不等于“西方哲学”，因为他把“哲学”视为一个“共名”，在此之下，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等都是它的一个“属”。即使在西方，“哲学”概念也一直在发生着变化。我们没有固定不变的“哲学”概念，就像我们没有固定不变的“哲学”体系和思想一样。如果不从类的观点考虑问题，即使在西方也照样会发生使用“哲学”概念的困境。因为“哲学”术语起源于希腊，如果只能把它与希腊相联系而有所谓“希腊哲学”，那么中世纪之后的“西方哲学”都不能称做“哲学”。“哲学”概念在中国也在发生着变化，我们不能说我们所说的“哲学”就“等于”西方所说的“哲学”。因此，问总序题的关键不在于使用不使用“哲学”一词，而在于如何在使用中不断地为“哲学”赋予新的意义，而在于如何从中国哲学中发现哲学的丰富意义。同样，“中国哲学”也不是固定的产物，它会随着我们不断的理解特别是那种突破性理解而得到“转化”和“转生”。我们确实需要正视运用西方范式和观念理解和认识中国学问所带来的许多负面性，且不说在教条化意识形态和“西方中心主义”之下那种运用所带来的严重不良后果。但解决问题的办法绝不能通过对术语的形式化拒绝来达到。严格来说，这些术语已经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新的内在部分。正因为如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反讽局面，即大量使用着翻译过来的源于西方“术语”的人，却同时又一味地主张放弃这些术语。这样，在他们的这种态度之中，就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要求放弃这些“术语”还是要求放弃他们的立场。我们毫不保留地赞成检讨和反思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问题，并为不能在此做出有意义的工作而忧虑。一种积极的办法是，我们在“谨慎地”并通过艰苦努力以“有效地”运用外来范式的同时，也要努力从中国哲学中寻找出我们所需要的范式来。不从事这种积极性的工作，而只是从表面上做文章，说到底不过是自欺欺人。必须承认，在一种情绪式民族主义和廉价式保守主义之下，走出了“西方中心主义”和“反传统主义”的困境，同时也就落人到了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孤立主义”的陷阱。用这种立场研究中国哲学，我不相信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鼓舞人心的东西。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的确需要改变，明智的选择是在真正存在问题的地方加以改变；中国哲学史确实需要重写，谨慎的态度是要真正找到能够带来突破的重写途径。从不少意义上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有了许多积累，但这种积累还是远远不够的。客观上越来越要求我们摸索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方法、新方式并获得突破。公正的历史原则将一如既往地按照它的方式选择我们或者是抛弃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