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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个人投资负担水平研究_干勤著_9787030255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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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个人负担水平研究和高等教育机构在知识经济中起关键作用,包括知识的生产、传播扩散和转让。世界银行随后发表《知识促进发展一一1998~1999年度报告》,更进一步指出,为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在全球经济中的成功,国家必须要在基础教育上再前进一步,采取措施鼓励私人,大力发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机构能培养合格的、具有创新能力的劳动力,能不断创新知识,能形成使用现有的全球知识为本土服务的能力,从而实现知识驱动的经济增长战略,并减少贫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30年快速增长,正在走上更高水平的繁荣发展之路,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在经济增长方面,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延用了“东亚奇迹”国家和地区所采用的高等教育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然而,中国对教育的认识既与其他国家有共同之处,也有自己的独特文化传统。从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到2000年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到2008年我国全日制大学本科在校生人数已经接近2000万,大学毛人学率接近25%,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也应充分意识到,高等教育本身和高等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都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首先,中国的高等教育总体上还比较落后,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25%左右,仍处于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的过程中,距离普及高等教育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其次,1995年我国即制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在2003年召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确立了“人才立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方针,在2006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到2020年把我国全面建设为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但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每百名25一64岁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仍不足10人,仅为美国的约1/5,与中等发达国家也存在非常大的差距。显然,要实现这些战略目标,高等教育发展还需要再上一个更高的台阶。二中华民族自古就重视教育。“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读书是要花费成本的。那么,读大学的投入是消费还是?这是很多人都在思考的问题。但不同收人阶层的人有不同的答案。读大学不仅可以为自己带来高的收人,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还可以为社会带来外部效益。因此,读大学并非仅仅是读书者本人和其家庭的事,也是国家的事。但是,读大学的成本由谁支付,怎样支付呢?早在l984年,美国纽约大学校长Johnstone就提出了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受益者付费原则”,即国家、社会、高等教育机构和受教育者个人应共同分担高等教育成本。近几十年来,个人分担高等教育成本已从一种趋势发展成为现实。例如,1998年,澳大利亚通过“高等教育贡献计划”正式引人高等教育收费制度。2004年,英国《高等学校学费改革草案》宣告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免费高等教育制度正式终结。序言教育理论界和经济学界很多专家都对教育投入的结构、个人应该支付的份额等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面临农民这样的低收入者和富有阶层的高收入者收入差距达数十倍的现状,我们还需考虑教育投入作为一种延期收益的问题。一一个低收人的农民家庭供养一个大学生,要倾全家所有,甚至举债才能维持。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经过大浪淘沙般的筛选后获得大学人场券,但由于支付不起对高收入者来说只不过是一桌宴席的学费而不得不放弃读大学。而对于一些高收人者来说,供养一个大学生只不过是一种“高雅的消费”。从外部性来讲,国家应该投人更多经费办大学,让更多的人接受免费高等教育。但由于中国仍然处于发展过程中,国家还没有能力承担庞大的大学后备军接受教育的费用。因此,从经济学角度对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进行研究,测算合理的个人承担费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但此领域的研究还不够深入。高等教育个人分担问题的理论研究之所以难以取得进展,是因为高等教育涉及的因素十分复杂。首先,高等教育个人的性质难以明确。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支出主要是用于劳动力中知识部分的再生产,其本质是一种人力资本。这也是教育理论诞生的基础。由于教育过程只有投入的消耗,不直接产生物质财富,且具有拉动消费的作用,因此,在人力资本理论诞生前,教育支出一直毫无争议地被认为是一种消费支出。就连最著名的人力资本专家舒尔茨也认为,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项消费,或至少其一部分是类似普通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品。即使是在今天,教育支出在统计上也一直被归于消费支出。除上述争议外,教育支出如果属于人力资本,应归于生产型还是消费性?教育个人应包括哪些内容?这些也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其次,高等教育的外部性难以测算。作为人力资本,高等教育具有明显的外部性。除受教育者本人获得收益之外,国家、社会、企业和家庭都会从高等教育活动中受益。现有的研究结果证明,所有国家、所有人群对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都超过受教育者的私人收益率。因此,对国家而言,不应完全依靠私人于高等教育这种公共物品,政府是必要的。但这种外部性并不体现为直接的货币资本收益,而是体现为一个国家国民素质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等等,难以准确定量测定。对个人而言,由于高等教育的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且具有持续终生的长周期持续收益特点,如果高等教育个人负担总额等于或略小于其预期的高等教育收益,显然个人只有“搭便车”的意愿而没有意愿。第三,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的差异性,往往使得其高等教育政策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内,收入差距决定了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的支付能力,政府在高等教育上还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很难找到一个共同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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