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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史学革命 年鉴学派 1929-1989_彼得·伯克著 刘永华译_73011100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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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一1989鉴派之后,在意大利兴起了微观史学(microhistory),德国出现了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美国学者则力倡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尽管这些史学流派并不是到90年代才出现,有的甚至可追溯至70年代(如微观史学),但近十几年以来在国际史坛日益引人注目①,对年鉴派产生不小的冲击。同时,年鉴派本身也经历了不小的变化,对其学术传统的反思,可说成了年鉴一代学人的“过关礼俗”(rite of passage),年鉴派早期的基本信条受到了质疑;1994年,《年鉴》杂志从原来的《经济、社会、文明年鉴》(Annales: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如何在新世纪来临之际,重新思考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一时成为讨论的焦点。因此,有必要对近二十年来年鉴派的基本进展进行总结和评论。由于学识所限,这里主要围绕年鉴派八九十年代三个重要的文本及相关研究,对这些新进展进行初步的评论,以期指明八九十年代以来年鉴派进展的三个面向。这三个文本分别是:(1)费雷的“超越年鉴派”(1983);(2)夏蒂埃的“作为表象的世界”(1989):(3)雷维尔的“微观分析与社会的构建”(1995)。费雷:重新认识政治史这篇序文的标题“超越年鉴派”,实际上来自年鉴派第三代史学家弗兰索瓦·费雷(一译傅勒,Francois Furet,,1927一1997)撰写的一篇论文的题目。《超越年鉴派》一文本是费雷为他的论文集《在史学作坊里》(InthWorkshop of History)英文版撰写的导论,在该书出版的前一年(1983),先行发表于美国《近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上。②文章以作者在Postmodern Challege(Middletown: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l997),尤其是第三部分。2 Frangois Furet,In the Workshop of History,trans.Jonathan Mandelbaum,Chicago: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1984;Furet,"Beyond the Annales,"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5 (Sept.1983),pp.3410.费雷、夏蒂埃、雷维尔:“超越年鉴派”(代译序)the French Revolution,1981)中提出的观点为基础①,对费弗尔与布洛赫开创的年鉴派学术传统进行了反思。作为年鉴派第三代的中坚人物,费雷曾于1977一1982年间担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第二任院长,1997年去世那年,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由这样一位中坚人物,对自身扎根其中的学术传统进行反思与批判,初看之下,不免唐突。细细想来,却又觉得其来有自。与第三代年鉴派许多杰出学人(如勒高夫、杜比、勒华拉杜里)不同,费雷专攻的时段既不是中世纪史,也不是近代早期史;他专攻的领域既不是社会经济史,也不是心态史。他毕生关注的问题是法国大革命史,这本是传统政治史学的堡垒,费雷却要用“新史学”的方法,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同时,撰写《超越年鉴派》这篇文章时,作者应尚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任上,因此有必要反思布罗代尔倡导的“总体史”传统,重新考虑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凡此种种因缘,最后让他成为年鉴派第三代史学家中最具批判性的人物之一。从19世纪开始,西方史学界已就法国大革命进行了广泛讨论,已形成传统史学、社会史等数家自成一体的分析,费雷对这些研究范式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他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大致继承了年鉴派前辈们的观点。在费雷看来,传统史学的主要特点,“并不在于它是一种·事件史’,甚或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史;因为从定义上说,对过去的每一项研究都在重构‘事件’,在何种事实应奉为‘事件’与何种不应奉为‘事件’之间,并无逻辑标准可言”。传统史学最为普遍的特征,“是认为阶段比研究的问题更为重要,对某一‘时段'的研究确立了这种优先性后,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增加新事实,或是纠正对该时段历史变迁的诠释”。从这种意义上说,“史学家成为风格画家:他获得架构(亦即时段)与主题(亦即他在该时段内所选择的东西)的途径,主要是巧合而不是学术努力。不过,架构与主题根本没Furet,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trans.Elborg Forst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rs,1981.中译本: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孟明译,三联书店,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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