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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律师辩护实录》张忠宪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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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理想装备电子图书·学校专集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一、现代大律师章士钊义辩陈独秀“危害民国”案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因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1929年被开除出党,流落上海,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四处追捕。由于叛徒告密,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捕。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南京江宁地方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对其进行审理。大律师章士钊拍案而起,自愿担任被告陈独秀的辩护人,并在法庭上为其作了洋洋洒洒的辩护发言和精彩庭辩。1.叛徒告密,陈独秀病中被捕1933年4月26日下午2时,位于古城南京的江宁地方法院人来人往,法刑二庭内座无虚席,人头攒动。人们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来这里旁听前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审判案的最终结论。审判长胡善偶端坐于审判席正中,泰然自若,目不斜视,因为掌握着宣判结果的终极秘密而略显激动。2时15分,胡善偶从座位上站起,缓慢地打开黑色皮夹里的卷宗,用他那浓郁的江南口音宣布: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13年,剥夺公民权13年。宣判完毕,胡善偶以他惯常的老道悠然地端坐,等待这一结果引起的反应。法庭内鸦雀无声,前几日喧嚣、哄笑、争吵、辩论此刻已经被一种浓重的阴郁色彩所替代。旁听席的听众,辩护席的律师,被告席的当事人,似乎遭受了重创,人们不能接受对陈独秀判刑13年的事实。短暂的沉寂之后,法庭内爆发出一阵狮吼雷鸣般的狂叫:“裁判不公,我要抗辩。”声震屋瓦,气贯长虹。循声望去,只见须长寸余,面容憔悴的陈独秀怒目圆睁,脸色苍白。陈独秀堪称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扮演过不同的角色,由平民到领袖,由领袖到平民,从研究室到监狱,从监狱到研究室,走着一条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生之路。辛亥革命时期,他撰文抨击封建帝制,以文名盖世;“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创办《新青年》杂志,成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建党初期立下了汗马功劳,并担任共产党第一至第五届的总书记。在领导1927年间的大革命过程中,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致使大革命失败,他也被解除共产党总书记职务;1929年,他给中共中央去信,反对党中央的路线,攻击党中央,被开除出党。曾经叱咤风云、红极一时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到了30年代,处境已十分尴尬,共产党里面没有他的席位,国民党悬赏捉拿他。他作为一无业人员闲居上海,精神恍惚,内心颓唐,极为消沉。在这期间,他接触并接受了苏联的托洛茨基主义。在苏联,自列宁逝世以后,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也产生了两派,一派以斯大林为首,称为“干部派”,一派以托洛茨基为首,称为“托派”。1926年7月,托洛茨基与委诺维也夫结成联盟,反对共产国际和联共,1929年2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到土耳其。中国托派的基础,主要是从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回国的学生。托洛茨基到中山大学去发表过演讲,也和一些中国留学生有过接触。这批人中以一个名字叫做梁干乔的为代表,他们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开了个“新宇宙书店”,并以这家书店为据点成立了托派小组织叫“我们的话派”。陈独秀与这些年轻的留学生不同,他经历过反清反帝的斗争场面,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扮演过总司令角色,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建党初期的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能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完全是出于一种理性的考虑,在他看来,托洛茨基对于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1929年12月下旬,陈独秀等起草了这个组织的宣言提纲。《宣言提纲》主要针对共产国际提了六条建议:恢复托洛茨基党籍及领导工作;公布反对派文件及列宁遗书、遗著;重新审查共产国际错误;恢复被中国共产党音的党籍;公开讨论根本政治问题,重审大革命失败教训;决定新政治路线,改组共产国际及各国支部领导机关。这份宣言提纲后以《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的形式流行,并有81个人在上面签了名。陈独秀是这场戏的总导演,签名位次为第47位。陈独秀牵头成立的中国托派小组织定名为“无产者社”,基础成员便是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名的81个人,陈独秀任这个组织的总书记,彭述之、尹宽为常委,何资深任秘书长。彭述之曾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尹宽曾是福建省的负责人,何资深曾任山东省委秘书长、上海总工会秘书长。用彭述之的话说,“无产者社”是清一色的“老干”1930年3月初,“无产者社”的刊物《无产者》创刊,在《本报发刊词》中,陈独秀明确提出《无产者》的宗旨:一是推翻国民党。一是批评共产党。在《无产者》创刊号上,陈独秀还发表了《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主张参加国民会议。不久,他又发表了洋洋万言的《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否定红军在革命中的作用。当时,中国的托派组织分为许多派别,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无产者社”“我们的话派”、“十月社”、“战斗社”等。人数最多、阵容最强的是以陈独秀为首的“无产者社”。有些组织人数极少,也没有自己的刊物。由于有原在苏联中山大学留学的学生穿针引线,在流放地的托洛茨基本人能够迅速得到中国托派组织的发展情况。他曾在一封信中以赞扬的口吻评价陈独秀。托氏写道:“但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的杰出的革命者,正式地决裂,以致被,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一我们能够不理解他吗?…反对派中许多青年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同时,托洛茨基也害怕中国托派组织各派之间闹矛盾,互相攻击。1930年9月1日,他给陈独秀写一封信,信中阐明三条原则:“(一)国际局的立场并不袒护中国左派反对派的某一派来反对另一派…”(二)因此任何中国左派反对派的哪一派都不能认为自己是国际反对派的代表以此对另外的派别。(三)对于陈独秀的派,也是如此…我未看出来为什么几个中国同志继续称陈独秀同志的派为‘右派的理由。”托洛茨基以国际局的口气指导中国托派组织的工作,于是四派决定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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