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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宫廷到坊里:玄肃代三朝政治权力嬗变分析》李丹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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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研究》第十五卷2009年,227-265頁從宮廷到坊里一玄蕭代三朝政治權力嬗變分析李丹婕作爲歷史事件,安史之亂可謂是中古史的分水嶺,然而歷史從來無法截然斷裂,任何變化都不是突然發生的,其背後總是存在著一系列複雜變化的積累,本文強調的便是斷裂表像背後的延續性,探討由唐玄宗到唐代宗這一時段權力結構的嬗變,研究視域將主要集中在長安城尤其是長安城東。通過分析712一779年長安權力轉移與空間演變的發生,本文試圆呈現一個動態的、全景式的歷史社會演進片段,進而表明暴亂如何可能發生且爲何一定意義上不可避免。一、興慶宮的建立及姚崇稱相:玄宗朝權力結構初顯作爲帝都,長安的建造格局自修建之初便受到了統治者意志的左右,其設計理念主要從自然環境、國家制度、皇家禮儀及城市功能等多方面考察,而隋唐統治者則是通過確定都城結構、規模、佈局來傳達統治意志,同時也以此來證明統治的合理性。位於正北中央的宫城是長安城的核心,以宫城的太極殿和承天門之間連線向南延伸的朱雀大街是長安城的中軸線,唐朝皇帝處理政事的地點便在太極殿,太極殿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玄宗朝之前一直在宫廷政變中發揮著無法取代的作用。太極宫玄武門在宫廷政變中的重要意義爲我們所熟知1),而太極宫在中宗、睿宗時期所扮演的左右平衡權力紛爭〔1)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51-56頁。·227·唐研究第十五卷的角色也被揭示出來〔2〕。唐玄宗登基前經歷了多年的宫廷鬥爭,作爲最終的勝出者,他正式全面治理國家及進行改革始於開元元年(713),這一年玄宗誅殺了太平公主,徹底結束了宫廷内部的分裂局面,開始將注意力轉移到治理國家事務中,就是在這一年末,姚崇被玄宗提擢爲宰相,成爲當時朝廷官僚系統中最具支配地位的决策人物,與姚崇在時間上幾乎相始終的另一宰相爲盧懷慎,他對姚崇基本上惟命是從,因此,姚崇稱相可說是開啟了玄宗朝嶄新的權力結構:只用爲數甚少的宰相,通常只有兩三人,其中一人在制訂政策時起决定性作用,改變了此前宰相任期變化無常的不穩定的情祝〔3〕。這一局面也爲皇帝所認可,正如玄宗所言:“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4)由此而引發高層權力結構的變化就在於,門下省和中書省職能逐漸合併,並漸演化爲一個協調的機構,既負責制定和起草政策,又負責法規的檢查和復審,還充當與皇帝一起負貴重大决策的宰相秘書處,權力穩步地集中到地位最高的宰相手中〔5)。由此實際上形成了皇帝與宰相共掌權力的局面,姚崇答應唐玄宗出任宰相時提出的十項原則,便是讓這一局面得以順利發展的必要條件〔6〕。這一格局的弊端在於,它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原先既有的行政運作的正常程式,它的穩定與否越往後發展將越受到個人主觀因素的影響,因而是不穩定的。姚崇的“十項用事”之一是禁止任命皇親國戚在中央政府任職,這與玄宗對待皇室的態度相一致。玄宗既沒有合理的皇位缴承權,又經歷過中宗朝外戚亂L政的局面,對於皇室成員、後宫外戚對政治事務的不正當干涉,玄宗持堅决杜絕態度。與玄宗親近的兄弟即宋王成器、申王搁、岐王範、薛王業等,他〔2】参孫英脚《唐代前期宫廷革命研究》,榮新江主编《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學出版杜,2001年,263一287頁;蒙曼《唐代長安的公主宅第》,《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婴出版社,2003年,215—234頁。根據孫英刚的研究,唐前期图繞皇權的宫廷政變格局呈现“-一君二儲三方”的結構,據其論證,太極殿在這一结構中一直充當著制約平衡的支點,也一直是“握有實權君主所在”。〔3)杜希德(Denis Twitchett)编、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西方漢摩研究課题組譯《劍橋中國隋唐史(589一906年)》,中國社會科舉出版社,1990年,352一353頁。〔4)司馬光编著《資治通鑑》卷二一一玄宗開元三年條,中華書局,1956年,6708頁。〔5〕《劍橋中國隋唐史》,357頁。〔6)姚崇《十事要說》,董誥等编《全唐文》卷二○六,中華書局,1983年,2085頁。·228·從宫廷到坊里們原在東都洛陽積善坊分院同居。回到長安後,在長安城東的興慶坊,唐玄宗修建了與束都類似的“五王宅”〔7)。登上皇位後,玄宗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共處,五王平日基本不與玄宗商議國事,僅以“聲色蓄養娱樂”爲事。史載:“諸王每旦朝於側門,退則相從宴飲、關雞、擊毬,或獵於近郊,遊賞别墅,中使存問相望於道。”〔8)玄宗朝採取侵套諸王權力的措施,在墓誌材料也有所反映:“開元之後,皇子皇孫雖荷封建之命,未嘗離阿保之手,悉無出宫閥任卿大夫者,公以爲王居深宫,則傳相職廢,上疏陳古義。”〔9〕就在姚崇任宰相後不久,玄宗便在原藩邸所在的興慶坊修建宮殿,名爲興慶宫。同時於興慶坊周国的坊里中爲五王賜宅(圖一,以下宅第位置均見此圖),諸王邸第相望,環於興慶宫周圆,其中讓皇帝憲於勝業東南角,申王揭、岐王範於安興坊東南,薛王業則在勝業西北角(]。玄宗於興慶宫西南置樓,西面题日花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日勤政務本之樓。可見,此時諸王被排斥於政治之外,過著“奏樂縱飲,擊球鬥雞,或近郊從禽,或别墅追赏”的生活)。不僅如此,玄宗對皇子也持同樣態度,實行集中居住的措施。《舊唐書》卷一。七《玄宗諸子傅》云:“先天(先天元年,712)之後,皇子幼則居内,東封年,以漸成長,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同爲大宅,分院居,爲十王宅。令中官押之,於灰城中起居,每日家令進膳。”〔2)所謂“東封年”,乃指玄宗封禪泰山的開元十三年。根據孫英刚的辨析,皇子原爲宫内集中生活,而在開元十三年則於長安城東北角的永福坊建立了十王宅,後更名十六王宅3)。十六王〔7)劉响等撰《舊唐者》卷九五《巖皇帝憲傳》,中華書局,1975年,3011頁。〔8)《資治通鑑》卷二一一玄宗開元二年條,6701頁。〔9)《唐故左金吾衛將軍河南閻公墓誌銘》,周紹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卷三九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4492一4493頁。(10)《舊唐書》卷九五《讓皇帝憲傅),3011頁。)鄭紫《開天傳信錄》:“(玄宗)於上都制‘花萼相輝'之樓,羞爲諸王爲會集宴樂之地。上與諸王靡日不會聚,或講經義、論理道,間以球獵蒲博,赋詩飲食,歡笑酸龍,未常〔嘗〕惰怠。”收入丁如明輯校《開元天賣遺事十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50頁。〔12)《舊唐書》卷一○七《玄宗諾子傅》,3271頁。〔13)孫英刚《隋唐長安的王府與王宅》,《唐研究》第9卷,194頁。·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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