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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普政治思想试探》张其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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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普政治思想试探》张其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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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学胱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赵普政治思想试探张其凡赵普,宋初名相,在太祖朝执掌中枢大权达十四年之久,被宋太祖称为是共取共创赵宋天下者④研究他的思想,对研究宋初政治极有帮助。赵普平生著文不多,留存者更属宴塞②。这给我们探讨赵普的政治思想,带来了困难。因此,本文只能根据现存的一鳞半爪的零星资料,作些初步探讨,以期能反映他的政治思想。笔者以为,赵普政治思想的核心,应是“道理最大”的思想,表现在实际行动中,就是坚持按制度办事。宋人记载“道理最大”之说者甚多。北宋沈括《补笔谈》卷1记载: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日:“天下何物最大?”菩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日:“道理最大。”上屡称善。北宋李季可《松窗百说》也记载了此$,并称颂说:“所以定天下垂后世者,莫不由之。”《中兴两朝圣政》卷47记载,乾道五年(1169)三月戊午,明州州学教授郑耕道在进对时,对孝宗说:“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日:‘天下何物最大?对曰‘道理最大。太祖皇帝屡称善。未知道理为大,则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幸宗说:“固不当任私意。”在:这段记载之下,有史臣留正等人的评论说:“天下推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于其亲与放者。若不顾道理,则日:子无乐乎,为君惟予言而莫予违也。私意又安得不肆?寿皇圣帝(即孝宗)因臣下论道理最大,乃以言蔽之日:‘固不当任私意!’鸣呼!尽之矣!”@《宋大事记讲义》的淳祐丁未(七年,1247)刘实甫《序》,也提及太祖与赵普的这段对话,接着说:“此尧、舜之问,稷、契之对也。我朝所以理学者,其论已兆于此,而国家延洪之休所以超铁汉、唐者,徒恃有此义理耳。舍义理而言治,非知者言也。”从上述记载与评论看,赵普有此语,应是无疑的。赵普此语,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讲出的,宋人对此语,推崇备至。因此,“道理最大,”是赵普政治思想的核心,它要求无论是何人,包括皇帝在内,都必须按照道理办事,不能按一已私意去胡来。这反映赵普思想中具有某种民主性的东西。赵普所说的“道理”,与老子所说的“道”是有一定联系的。“道”字作为专门问题来讨论,给以各方面的规定,可说是从《老子》一书开始的。在老子看来,社会应当效法自然,所谓道,不仅是自然界运行的规律,而且应当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法则。而赵普也曾说:“帝王若赏罚无私,内外无间,上求其理,下竭其诚,到至太平,不为难事。”又说:“天发生于春夏、肃于秋冬,不私一物,此所以能长久,王者所宜法也。”④这可说是“道理最大”一语的注脚,说明赵普的所谓道理,实际上源于老子所说的“道”。这个“道理”,要83C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ki.net张其几:赵普治政思想试探求帝王内外无间,不私一物,象自然界的气候变化一样,循规运行,不随意变化,才能够达到天下太平。赵普的这种思想,明显地带着黄老思想的色彩。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赵普正是遵循这种思想去行事的。《国老谈苑》卷1记载:赵普在中书,每奏牍,事有戾太祖意者.固请之于上。或拂之于地,普毁拾之,振尘以献,理遂而已。《罗豫章集》卷1记载回:太祖朝,臣僚有功当进官,帝不喜其人,欲勿进。赵普力请之。帝怒,固不与转官。普争之日:“赏者,圣人所以劝善;罚者,圣人所以惩恶。夫爵赏刑罚,乃天下之醇赏刑罚也、非陛下之爵赏刑赏也,陛下岂得自专之耶?”帝不能容,乃拂衣起,普亦随之:帝入宫门、普立于宫门不退。帝乃悟,卒可其奏。在这段记载之后,罗从彦加按语说:“赏罚者,人主之大柄也,赏所以劝功、罚所以惩罪,天下共之。太祖时,臣像之有功当进官,此天下之大公也。帝不喜其人,欲勿进,此蔽于私者也。普力请之,至犯帝怒。普之言赏罚,盖合天下之大公,无可贬者。然古之善谏者不然,优游不迫,因其所明而道之,则其听之也易于反掌。故讦直强劲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辨者其说多行。若普者,不遇刚明之君,能勿触鳞乎?”然而,这不正反映了赵普刚正不阿的品质吗?有何可斥之理!(以赵普为相)中书无幸相署敕,普以为言。上日:“卿但进救,朕为卿署之可乎?”普日:“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今翰林学士讲求故实,窦仪日:“今皇弟尹开封,同平章事,即宰相任也。”令署以赐普。认为刑赏是天下的事,不能独由皇帝一人专断:皇帝与有司各有职责,不能违反制度,互相侵夺;不合理之事,必争之使遂理,这些正是赵普“道理最大”思想的反映。这些事也符合汉初的黄老思想。根据这种思想,执法令要符合宽简原则,注意政策尺度,执法淮要确,法令一经确定,就具有绝对效力,阜帝也不能随意改动。因此,赵普认为,尧舜之所以明圣、也不过是“有劳者进,有罪者诛,物无遁情,事至立断。”太宗要包庇庞臣侯莫陈利用,说:“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赵普回答:“此巨蠹!犯死罪十数,陛下不诛,则乱天下法。法可惜,此一竖子,何足惜焉。”太祖要处置韩重赞,太宗要处置曹彬,赵普都极力救解,辨明事实真相,反对苛察⑦。从“道理最大”的思想出发,赵普把国家的法令和制度放在最高的地位上,在宋初很注意建立完善各种制度与法令,以为后世留下可循之法。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赵普辅佐太祖。如强法制建设、颁布了一系列法今,建立了一整套行政管理制度,形成许多“家法”。太祖本来就以长治久安为念,多知前朝兴废之由,又受到赵普的强有力影响,也比较重视法治,遵循治国之理。乾德五年(967)正月,太祖因曹彬“清廉畏谨”而优赏他时,即说:“惩劝,国之常典,无可辞也”。王赞为河北诸州计度使、“振举纲维,所至发摘奸伏,无所忌”,太祖便知他可以付以大本,命其权知扬州军府事,“盖将大用之”。太祖曾对待御史84C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ki.net知杂、判御史台事冯炳说:“联每读《汉书》,见张释之、于定国治就,天下无冤民,此所望于汝也”。⑧希望天下无冤民,反映出太祖对法制的重视及对准确执行法令的要求。由于太祖的重视,赵普的努力,宋初的法制建设颇有些成效,做到了“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使宋代社会走向稳定与和平时期。黄老思想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从有为到无为,实行清静致治的。宋仁宗曾说过:“古称无为而治者,必当先有为而致无为”。文彦博回答说:“赏舜垂衣而治者,亦皆先有为而致无为”。®赵普的“道理最大”思想,具有浓厚的黄老思想色彩,他在宋初施政,重视法制纲纪的建设,正是有为,其目的是为了达到无为而治。赵普为相时,焚毁“不可其意”、“不欲行之”的奏疏,宋代史籍记载者甚多,正是他无为而治思想的反映。南宋末年的黄震说,赵普这样做,“使小人生事之徒不得起,可谓得大臣体。”南宋前期的史臣洪迈,把赵普焚表疏事,与汉初曹参的不事事、东晋王导的不复省事及唐初房玄龄、杜如晦传无可载之功并提,说:“此六七君子,盖非扬已取名,腙然使户晓者.真名世英宰也!岂日不事事哉!”①赵普的所为与曹参一样,而曹参是汉初黄老恩想的著名代表人物。这说明宋代便已有人看出了赵普的黄老思想。赵普在《彗星疏》中说过:“凡关世事,否禁相逐,倚伏盈噬,岂能常定?”这明显是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在《班师疏》中,他说:“有道之事易行,无为之功最大”。“所宜端拱穆清,啬神和志,自可远继九皇,俯观五帝。”太宗之子陈王元僖曾上书太宗说,如果再委赵普以大政,就可以做到“沈冥废滞得以进,名儒懿行得以显,大政何患平不举,生民何患乎不康,匪逾期月之间,可臻清净之治”。②赵普在淳化元年(990)所上的《贺册尊号表》中,解释“法天崇道”的尊号说:“法天之义,可以体刚健而奉高明;崇道之名,可以守虚无而务清净”。®从赵普上面的这些话,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他的黄老思想。赵普的“道理最大”说,就是黄老思想的反映,从他的为政和他的话语中,看得很背楚。《元史》卷202《释老传》说:“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是故,佛于晋、宋、梁、陈,黄老于汉、魏、唐、宋,而其效可靓矣”。把释、老之盛衰,完全系于“时君之好恶”,无视社会和政治形势的因素,是唯心主义的解释。大乱之后成分裂局面佛(释)教盛行,大乱之后归于统一,其初则盛行黄老思想。这似乎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其根本原因是政治形势的发展和社会意识的变化。但是,《元史•释老传》说宋代盛行黄老思想,则是正确的。宋初黄老思想的流行,是从太祖时期开始的,主要辅臣赵普的思想,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然而,宋初与汉初相距一千多年,毕竞不同了。宋初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千余年,并且处在封建社会后期,所以,黄老思想不可能象汉初那样占据统治地位,它的流行,是在“独尊儒术”的前提下。赵普的政治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重视民情人心,把它看作是政治稳定的极其重要因素。这一点,与其说是黄老思想的反映,不如知说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反映更为确切。赵普也讲天命,但他认为,天命不过是说说而已,人心才是决定的因素。早在陈桥兵变时,他就说:“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若能“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宁谧”。因此,他通过约束诸将,不令剧劫都城,以此争取民心,得到拥护与支持®。赵普对于天人感应的那一套东西,是不怎么崇信的。他认为,水旱等天灾都是“时运使85C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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