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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成中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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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管理哲学为什么它非但不能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反而使中国一步一步地落后了呢?这同与之紧密结合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如果把专制制度与管理制度分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及其所孕育的管理之道,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知道,管理之道具有工具性,可以和不同的社会制度相结合:而专制制度只不过是家族式的政治权威,必须经过现代民主制度的洗礼。但是,专制制度的衰亡并不意味着管理之道的失败,后者可以经过“净化”,成为新社会制度的管理工具。因此,中国哲学文化传统及其管理之道,并不因为中国在近代史中政治上的失败,而丧失其内在的价值。另一方面,西方民主国家从17世纪开始兴起,提倡科学理性、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而寻找新的社会政治权威。卢梭(J.J.Rousseau,1712一1778)的《民约论》(即《社会契约论》。一编者注)说明真正的权威来自于社会的群体意志,从而奠定了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就奠定了现代民主社会的思想基础。但是,它并没有真正解决社会的管理问题。如何使社会真正走向有秩序而又充满发展的活力,这就需要考虑管理的问题。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一1920)因此提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没有宗教改革所赋予的个人的终极权威,其发展是有限的。西方社会肯定个人创造力和自由发展的权威,这就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最根本的秘密。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发展就是凭借个人的理性、科学的知识、宗教的信念,从而设计出一套管理的方法,去推动和控制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管理科学在西方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工业革命、经济发展、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与此相反,中国的管理理念是凭借对人性的反省与思考,提倡集体主义,突出人的社会价值,结合人的感情需要,运用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去实现管理并推动社会的发展。比较东西方的管理理念,前者是人性的、社会的发展,后者则是理性的、个人的发展:前者曾经同封建专制制度结合在一起,后者则在资本主义的伴同之下发展出中国管理之道的现代诠释一自序3来。东西方管理理念上的差异本质上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东西方社会组织的差异,东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价值体验和历史经验的差异。到了20世纪后半叶,东西方两种管理思想体系风云际会·其标志就是由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加坡)这些具有中国哲学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西方管理学界对源远流长的东方管理之道不得不刮目相看。特别是日本,在其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比较自觉和完整地保存了源自中国古代的东方管理之道,将其从政治层面成功地转移到经济层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走西方发展的道路。在现代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中,古老的东方管理之道依然有着不可埋没的价值。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我就一直思考如何以中国哲学文化为基础,结合东西方两大管理思想体系的长处,发展出一套能够为现代人(包括东方人和西方人)所接受的新的管理哲学。它既能够包含西方科学管理的精神,又能够汲取中国哲学管理的智慧,更能够洞察当代西方管理科学的局限性而加以改进。我所思考的问题并不是当时人们所热衷讨论的美日管理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把管理的问题放到更大的历史空间与现实空间去加以哲学的反省,从而提出一条新的管理学之道。这一条新的管理学之道,这一套新的管理哲学,我命名为“C理论”。所谓“C”指中国(China)的《易经》(Change)的创造性(Creativi--y)。它表明,这套新的管理哲学是以中国的文化历史经验为背景,以中国哲学思想为基础,对于现代管理问题所作的思考和回答。中国哲学特别是《易经》哲学是“C理论”的哲学基础。根据我个人的长期研究和体会,《易经》哲学具有宏大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造性,足可以容纳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管理思想和哲学思想。例如,西方的管理具有理性的权威、科学的基础,但却缺乏人性的灵活,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切入,社会的协和力明显不足;日本的管理虽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但过分压抑了个人的活力和独创性,同样缺少灵活性和包容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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