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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图集 精装本第一册 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谭其骧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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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前的中国自然是很难做到的。本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先生倡导成立的禹贡学会,曾经把绘制这种图集作为学会的重点工作之一。可是限于经费和人力,经过三年多的时间,连用作底图的今地图还没有画全,就因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而中断,编绘历史地图的计划,终成泡影。实践证明,这一良好的愿望只有在解放后的新中国才能实现。1954年冬,以范文澜、吴晗为首,组成了“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奥地图》委员会”,简称“杨图委员会”。1955年初,开始在北京展开编绘工作。当时设想只是把杨守敬的图予以现代化,即:把杨图显著讹脱之处改正增补;把以《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的杨图的历史内容移绘到今地图上;把木板印刷的线装本三十四册改制成几册现代式的地图。“杨图委员会”设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编绘工作由复旦大学谭其骧负责,制图工作则由地图出版社负责。工作开始后,就发现原设想是行不通的,“重编改绘”杨图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在历次杨图委员会会议上,对原计划多次进行修改,主要是这么几项:一、杨图只画中原王朝的直辖地区,甚至连中原王朝都没有画全,而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几十个民族共同缔造的,各少数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不论是隶属于中原王朝还是自立政权,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所画的地域范围应该包括各边区民族的分布地及其所建立的政权版图。二、杨守敬是清朝人,他所谓的“历代”不包括清代,现在清朝已成历史,对这样一个重要的朝代的疆城当然不能不补绘。三、杨图以刊行于1863年的《大请一统奥舆图为底图,这个底图与根据现代测绘技术所制成的今图差别很大,想直接把杨图“移绘”到今图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根据历史资料重新考虑定点。四、杨图内容的脱漏讹误处比我们开始时估计的要多得多,必须一一查检原始资料,仔细考核,并吸收近人研究成果和考古发现,在以最新测绘资料制成的今地图上定点定线。五、各史《地理志对断限一般都不够重视,往往混一朝前后不同年代的建制于一篇。杨图自汉以后各册全部径按《地理志》(或《补志》)编绘成图,一册之内,所收的往往不是同一年代的建制,相去或数十年,或百余年。为了提高图幅的科学性,不应受正史《地理志》的束缚,各时期尽可能按同一年代的政权疆界和政区建制画出,至少在同一政权的直辖区域内不容许出现不同年代的建制六、杨图把一代疆域用同一比例尺画成一大幅图,然后分割成数十方块,以一块为一幅,按自北而南、自东而西次序编排装订成册,一个政区往往分见于前后几幅图上,查阅极为不便。应改为按各历史时期的大行政区(或监察区或地理区域)分幅,各幅按其内容的不同密度采用不同的比例尺。随着原计划的逐步修改,工作量当然也就相应地成倍增加。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为各史《地理志》记载所不及,全凭从诸史有关纪传和有关群籍中搜集地名,考订方位,编绘的难度更有过于中原地区。同时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工作中的崎岖曲折远远超出事前的预想,光是底图,就改换了四次之多。每一图组开编时定的编例,在编绘过程中一般都得作出若干改变。这样在探索前进中不得不用去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随着工作量的增加,编绘、制图队伍也相应地逐渐扩大。1957年编绘工作移到上海,在复旦大学内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两三年内陆续增加到二十多人,从而在1959年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又陆续邀请了中央民族学院傅乐焕等、南京大学韩儒林等、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冯家昇等、近代史研究所王忠等、云南大学方国瑜等参加各边区图的编绘工作,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参加原始社会遗址图和其他图的编绘。编绘人员最多时达七八十人,长期参加者也不下二三十人。制图工作在五十年代末曾改由武汉测绘学院承担,六十年代初又移交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科学研究所负责。主办单位仍沿用杨图委员会名称不改,范文澜改任顾问,具体领导工作主要由吴哈、尹达担任。最后一次杨图委员会会议召开于1965年夏,根据当时估计,全部编稿大致可在1967年完成。会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单位的编绘工作全部被迫停顿,测绘科学研究所撤销。三年之后才得复工,但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破坏之下,编者能够勉强坚持这一集体事业,所受到的严重的阻碍和干扰,是可以想象到的,这里就不一一缕述。终于在1973年完成编稿,交付地图出版社制印。自1974年起,用中华地图学社名义,分八册陆续出版内部试行本。内部本发行后,在受到国内有关学术界热烈欢迎的同时,读者和编者也发现了它还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有些是必须予以改正或增补的。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虑到这一情况,及时作出决定,由编者对内部本进行必要的修订补正,争取早日公开出版。现在这套公开发行本,就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之下,由复旦大学历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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